陈启宗

图：恒隆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

　　田溯宁是80年代出去，薛澜是80年代出去的，而我是1967年来出国的，而且从香港出去，之后我回到了香港，由于香港回归了，我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海归。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关注留学，设立侨办，设立欧美同学会。历史证明，回国的留学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海归，恐怕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为什么出国留学？是因为我们落后。我的“中国梦”就是再过不久，我们中国人就不需要再做留学梦了，同时也成为外国人的“留学梦”的一个国家。

　　最后讲三点。第一，留学生该学什么；第二留学生学不到什么；第三留学生不该学什么。

　　第一，留学生学到了什么？一百年来的留学史，我们基本上学到的是先进的技术，还有一点点先进的思维。这些都是对国家大有好处，但是我认为该学的还不只是这些技术性和学术性的问题，真正要学的是以下三件事：1. 法治的精神跟法治的意识；2. 学术的严谨性，这是美国富强的主要原因；3. 理性的思维。我们中国人是比较感性的民族，我们的语言和艺术都是比较感性的，这一点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引以为荣的。然而我们的文化传统比较忽视理性思维方面的训练。

　　第二，留学生学不到的什么？留学生在国外学不到的是读书人的“士大夫精神”。这是我们中国人优良的传统，是留学生在海外学不到。

　　第三，留学生不该学什么？例如，西方的文化背景是对抗的，西方的文化基本上是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斗争史。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根本不可能明白西方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另外，现在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很多不良影响都慢慢显现出来。我们在这个关口上学人家那些短处，并将其引到自己的国家里来，那是傻得不得了的事。

　　午宴环节

　　中国企业如何做出去

　　今天的题目是海归投资与中国企业国际化之路。我在1987-2000年左右在海外投资了大概100家公司，而且我的投资跟汪先生、跟张先生可能有点不一样。他们的投资比例在50%以下，我在海外投资一般是51%到100%，我也可以说是算是企业国际化的一个参与者。

　　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给人类一个极大的经济的机遇，也是改善生活的极大的机遇。10年前是外国人投资到中国来，10年后主要是中国人投资到外面去。但是无论是外国人投资到我们中国来，还是我们中国人投资到外面去，对于我们都是一个极大的极大的经济的机遇。

　　机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危机。日本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走出去，基本上有两投资者：一种是实业投资。例如丰田汽车到海外外面设厂，卖丰田汽车给外国人；第二种是金融投资，就是非控股投资，不带技术而是主要进行资本投资，或者房地产投资。基本上来说，第一类的投资，日本是比较成功的，第二类的投资，日本是比较不成功的。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有一个还特别的地方，我们的国企走出去在海外成功设厂和商品销售的可能不太多，反而是有一些像张磊一样的金融投资则比较成功。这种带着技术的非控股的投资模式更容易取得成功，这是大家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说中国的企业要国际化的时候，到底是进行哪一类的国际化，哪种国际化模式对国家最好的是什么？我认为最好的国际化是将中国的品牌打到全世界去，这样不但可以推广中国的产品，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取得较大的利润。

　　另外，中国当前出现了资金泛滥，大批资金在海外寻求投资机会。我认为无论是哪一种的投资，要成功的话，需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对外投资时要熟悉海外的政治环境。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时候，会碰到不同的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你到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时，有可能问题还不大。当你要到更大的市场，比如说，美国的市场、西欧的市场，你就碰到很不一样的政治体制。所以将来到海外投资的人，需要有政治才能的投资者，或者是向政治学专业的人才进行咨询。我跟别人开玩笑，我说我现在不再是我恒隆公司的CEO，我也不是CFO，也不是CTO，也不是CMO，我是CPO，Chief Political Officer，是首席政治官，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企业所在地的政治环境。

　　第二、人的管理。我在法国大概收购了30到40家公司，我发现不论是到哪里，企业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地管理当地的职员。文化背景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不过，语言不是最大的问题，文化背景的不同则是管理和交流的挑战所在。所以我相信中国在整体走出去的时候，不只需要科技人才和商业人才，同时也需要很多对外国的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才。外国文学、历史、艺术、地理、法律等领域的专家会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人才。

　　企业要国际化，企业家首先要国际化。企业家需要懂得别人在想什么，懂得跟他人沟通，了解他人的所思所想，这个非常重要。例如，日本人你问他什么，他都是说“嗨嗨”。“嗨嗨”的意思不是说我赞同你的意思，而是说我听到那个声音了。

　　日本银行家来到我的办公室，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谁是老四，一目了然。第一个走进来的是老大，第二个进门的是老二。老大说话，老二、老三、老四是不能说话的。

　　德国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基本上也是排队进来，但是顺序不一定严格按照职位的高低。但是，坐下来讲话的时候，一定是第一个老大先说话，但是老大说到某个领域，他就会说这件事情，这位先生是专家，请他发言。说到另一个领域，他就说这件事情，那位女士是专家，请他发言。

　　法国人进来第三个跟第一个争着要进门，第四个跟第二个又争着进门，讲话的时候是四个人一同讲话的。最后那个老大咳嗽，就静下来，讲到一半，又争起来。　　最后，企业家要走出去的时候，不要将问题想得过于简单，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真的了解别人，你才能够好好地赚到别人的钱。日本人靠的是制度，他不太了解别人，所以他的发展的规模是有限的。我相信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有着较大的优势，中国的企业今后一定可以很好地走出去，发挥中国的传统文明，更好地造福人类。

　　中国更需要实业兴国

　　现在中国对西方有一些事情了解是不够深入，甚至有些盲目崇拜。例如，我在1989年就开始第一次做PE，1992年创办我自己的PE公司。1994年，我第一次进入中国大陆进行的PE投资，资金总额为3亿5200万，其中5200万是我家里的钱。经过不到6个月的考察，我基本上把投资都退给了投资人，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因为我发现当时的中国还不适合做PE投资。

　　现在大家都很尊敬金融企业家，其中许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认为中国今天最需要的不是PE，资金现在是全球最不值钱的东西就是钱。日本有钱，美国有钱，欧洲有钱，中国也有钱，钱是最不值钱的。

　　做PE投资，你一定要有别的能耐，需要把价值加到你投资的公司上面去。像腾讯、高瓴在印尼的项目，他们带的不只是钱那么简单，最重要的是他们把新的理念带到一个全新的市场里去。

　　我认为要是中国的人都往PE投资领域发展，这将会是中国的悲剧。PE当然有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但是不应该是社会发展所依靠的东西。另外，西方许多做PE的人，只关心利润而不关注道德，这点大家要小心。如果你们是投资者和普通的客户的话，我告诉你们，绝大部分的我认识的投资银行都是骗人的。真正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是靠投资银行来完成的，国家更加需要的是实业兴国和商业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