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信中利投资公司董事长汪潮涌

徐小平：汪潮涌跟我分享我跟他之间的商业故事，跟他聊起来以后，汪潮涌1999年在中国资本市场创投风潮非常多的时候，已经做到摩根斯坦利中国地区首席代表，那时候我本人还在新东方，还在创业中，我就觉得后生可畏。汪潮涌也是作为投资金融领域的红小鬼，相当于当年13岁参加红军。作为中国投资金融领域年轻的先行者，潮涌你怎么看1999年和2012年中国创投两者的不同，它走过什么样的道路，1999年的中美比较和2012年中美比较？跟我们回溯一下。

汪潮涌：我是从1998年从摩根斯坦利首席代表的位置上辞职回到国内，回来并不是一下子创业，当时回到国家开发银行，受中国政府邀请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任顾问，在将近两年时间，在国家开发银行担任顾问。担任顾问以后我决定留下来，不再回到国外投行里面，决定创业。所以从金融界创业原因里面，我想是比较早的，金融创业很难，金融行业门槛很高，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几乎不太可能，我就选择了创投。当时做创投最重要的动力，就是看到一批海归回来以后在募资方面非常困难，当时和张朝阳、李彦宏整天混在一天，后来这些都是我投的公司，我们也获得很好的回报。那时候中国创投的环境可以说是以海归为主的一批新兴创业企业家，在中国和创投资金对接比较高。那个时候像我们投资领域70%投海归企业家，因为海归企业家把硅谷好的商业模式，无论是搜索、门户、电子商务这些在中国当时非常领先的互联网模式带起来，这样他当然成为风投的对象。那时候创业环境不像今天这么拥挤、浮躁、嘈杂，估值没有这么多泡沫。那时候创业的企业家真的经过深思熟虑，李彦宏把工作辞掉回到国内做的就是他的老行，就是搜索。那时候不像现在团购有千团大战，这样从风投选择项目不像今天这样困难，一个商业模式几十家、几百家在做，大家都在消耗、都在内斗，都在恶性竞争，这样成功率比较低。从这个角度来讲，1999年到现在中国创业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好的方面是整个的社会对创业的鼓励、对创业失败的容纳程度、对创业企业的扶持、政府政策的支持、公众理解度都大大增加。坏的方面，竞争过度，商业模式简单重复，同质化的竞争，对创投要的价码越来越高，创业的环境从商务环境、税收、人力资源、办公租金这些环境来讲都在恶化，增加了创业的难度。

徐小平：什么叫过度竞争？一个好的东西我想加入，最后胜者赢出有什么不好？

汪潮涌：机会成本很大，当然站在最后胜者为王的角度，一将功成万骨枯，胜利凯旋的感觉很好，但是在过程中有很多无畏牺牲者，我不希望看到好不容易在海外学成归国，还没有打下事业基础，把亲戚朋友和家里的钱亏掉，这些人比例太高，我不愿意看到。

徐小平：谢谢，至于携程海归团队的组合，另一个优秀团队组合我可以说是新东方。潮涌，从你微博上好像我看你去耶鲁了，去干嘛了？

汪潮涌：我上个礼拜去了耶鲁，今天在座很多关心海归回来创业，在风投能不能拿到钱，他们优势是什么？和12年以前相比我们投海归比例大大下降，大概不到30%，12以前我投本土企业家不到30%，这个比例倒过来了。海归的企业家有没有优势？还是有的，比如我们目前投的一些海归创业企业家里，比如云计算、互联网、硅谷里新兴的IT互联网的项目我们还是继续看。第二个，从新能源、环保、生物工程、医药，这个领域里还有一批。第三个，文化创意这个领域，动漫、时尚、奢侈品。我们现在很多新的留学生在欧洲尤其是学服装设计、工业设计，在硅谷，或者在好莱坞做动漫，这些人我们现在也很看重，这是他们的优势。最后我想还有一类人，我们在境外投资的时候，希望跟海归企业家合作有走出去的机会。最后总结起来，海归回来创业，第一，要扬长避短。第二，脚踏实地。第三，持之以恒。第四，胸怀大志。创业成功以后，海归企业家在回馈社会这方面也要做的更好。

徐小平：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女儿大学毕业回来吗？反正我儿子回来了。

汪潮涌：因为她现在在耶律念本科，有可能上研究生回国念或者到别的地方念，这样孩子自己决定。

徐小平：时间关系我们先提第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

提问：在二十一世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单一的中国制造业大国向研发业大国并举的时候，我是想听听作为我们留学回来这些创投的资本基金，在这方面有什么思路没有？

汪潮涌：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最重要的一点是解决目前中国每年庞大政府的科研投入产业化的问题，以及海归人才无论通过千人计划还是别的方式，长江学者回来以后，怎么样把他们研究成果和产业能够结合起来，这一点新加坡以前做的非常好，日本做的很好，但是在中国我觉得这方面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在风投看项目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一批科学家他们有很好的想法和很好的科研成果，但是离产业化距离很长，这个过程中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想以后VC，政府主导的，加上民间的VC在这方面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最大的问题都想投晚期、投PE，都不愿意投早期承担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