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华章出版社创始人,万国集团董事长孙立哲

孙立哲:

大家下午好。我是文革以后第一届医学研究生,1982年以后到美国留学,留学到1991年回国。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到回忆起来也许跟后来留学生的体验很不同,因为我觉得几乎是在生存的底线中挣扎,那时候打过7份工、当过医院实验品。

我想今天谈什么问题呢?大家是不是能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广泛的留学生的群体,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标杆来衡量我们这些留学生,或者是海归人员的成功与否,或者是不是人才。失败是不是一个常态?还是说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人士给我们列出了很多例子,说了很多体验,比如说我要做投资的,我有多少资产,投资了多少成功的企业。作为广大的留学人员,真正的这种体验是不是一样的。我自己看看我周边的人,觉得成功是很少数的,正在努力成功的、在追求目标的人是大多数。所以我自己觉得成功是一个短态,不是一个常态。

困境和苦难也许真是一个常态,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出来的。比如说我回国创业的时候,同做的有30来个公司,大部分公司都死了,失败为主。成功了几个公司,成功的公司后来回头一想是靠运气、靠机遇或者靠其他的人,不是我的创业,到现在我也不懂出版。我倒觉得我的经历中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苦难,比如说我在美国的学习告一段落的时候,有两个孩子,这时候我爱人得了癌症,带着我爱人回北京治病,治了很长时间的病,后来在北京去世,我就在北京创业。没想到我在北京创业的时候,我又发现诊断成一个很严重的癌症,那你说这个创业怎么创,结果我回到美国以后,我就在美国跟医生说,说我得了癌症,但是我自己就是大夫,咱们能不能配合一块治疗。结果没想到我这个医生尽管他有很严谨的医疗的规范要求,他说好,咱们商量着治。做手术的时候,麻醉师全麻让我睡觉,大手术、小手术都是全麻,我说不行,我说我睡觉万一给我治坏了怎么办。结果我的医生拿出一个教学的电视放在我前面,说好那我们一起做手术,我就跟这个医生通过电脑荧光屏一起来做这个肿瘤切除的手术,手术之后成功了,然后又做了一种很奇怪的治疗,就是给自己打细菌,自己发烧40度,肿瘤也没有复发,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特别古老,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为什么说这个例子,说这个例子我是想在外国的留学的体验当中有一条收获很大,就是美国尊重人的自主权,就是说我能够在那个环境下跟美国医生一起来治自己的病。后来第二次留学,是因为当时我非常失败,所以我觉得失败作为常态,失败作为再次留学的动力,我后来又学习了管理、学习了金融、学习了医学。因为我打了一个官司,学习了法律,说打官司还不赶紧学学法律,我在芝加哥大学学法律学位。为什么要这么学?和开始出国学习动力、动机完全不一样,从解决失败中存在的问题,几乎是上瘾,学习脑子里一大堆的问题,这时候体会到了。学习是被动学、找工作学,这个学习不到位,如果想掌握一个东西就有可能学习的好。如果真正的上瘾,我自己体会这种学习是非常强,这个学习也能够学以致用。后来不管做企业、做银行、还是做出版,就有效利用在海外学习的这种学以致用的方式。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这样一个个人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