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图：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林毅夫在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主题午宴上的演讲
2012年9月2日

非常感谢王会长的介绍，也感到非常荣幸有机会作为中国海外留学人员的一份子来参加欧美同学会百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并且对今天上午非常成功的论坛表示祝贺。因为我是经济学家，所以三句不离本行。我想先跟各位谈谈我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及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前几天在千人计划太湖论坛上面我已经简单讲了一些。所以要是有些朋友觉得有点重复，我在此抱歉。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前提，只要是不讲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我就很难谈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对中国当前的经济，我觉得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关键的挑战时刻跟战略机遇期。为什么是挑战时刻？因为中国经济在过去六个季度，经济增长的速度节节下滑。而且就是到今年8月，在这种状况，国际上和国内，大家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前景就特别关心，而且国外现在有很多论点认为，中国经济即使不存在这32年快速发展，那是态度问题。那对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别人讲的话我们不能说完全不关心，可是对当前问题我想我们自己还是必须自己来分析，为什么目前经济会连续各个季度下滑，我想连续各个季度下滑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到现在我们主要出口市场不管是美国，即使要面对外在的挑战，我们还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可以让我们的经济维持到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长。因为从短期来看的话，当这个国际经济接触到另一个新的周期的时候，但会维持我们的增长，我们可以新一轮的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我们有利的条件是非常多的。首先来讲政府的负债，包括地方投资平台的理性负债加起来，激烈的也不过就四五个，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四十，这在全世界是属于很低水平。所以政府财政来启动需求，来做进一步的刺激，空间是非常大的。不仅政府有钱，老百姓钱也很多。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这里有很多企业家，我了解到，我们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的大，我们城市化的水平还相对很低，很有必要，社会工程、环境，这些就需要投资，这些投资都能带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且这些投资应该站在不是回报利益的角度，相当高的投资，好的投资，再加上我们有那么多外汇，所以要是把这些有利资源作比较好的总和来利用的话，我相信在未来几年维持百分之八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有可能的。而更重要的就像在先前论坛上面以及在不少场合，我谈过呢，其实中国在维持20年每年百分之八的增长的前提是存在的，而当前这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现在的经济增长从工业革命以后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让劳动生产力不断地提高，以及资源从物价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部门不断往物价价值比较高产业部门的配送，这是现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本质，那么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还有一个特性，如果能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产业技术差距，这个差距当然代表我们落后，但这个差距当然也代表是一个所谓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差距来加速提速创新，来加助产业升级。在座的很多好企业，我相信这个差距给你带来的机遇只要你掌握的好，那发展的速度肯定会比其他企业、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快。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后发优势还有多大？我觉得还非常大。因为我们即使经过三、四年的高速增长，到2008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人均收入，只不过就是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一，而这个人均收入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力、技术水平、产业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的战略指标，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一，这相当于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我们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他们那时候，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都是美国的百分之二十一，那么日本从1951年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8%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到1987年，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台湾地区1975年到1995年，每年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20年平均每年7.6%增长，那对中国来讲的话，没有理由说，未来20年中国没有平均每人8%的增长的潜力。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怎样的发展经济，挖掘这个潜力，是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必要内容。

当然我们当年的经济有些问题，社会发展有些问题，但是慢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像是在尽可能快的发展当中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在这个缩小差距的过程当中来解决我们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当然，要怎么样去挖掘这个潜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这样一个潜力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几个，不仅中国有，不仅东亚经济有，世界上所有低收入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但是真正能够发掘这个潜力的国家，他的经济凤毛麟角。有研究，你比如说从1950年到2008年，二次大战以后这些时间，真正能缩小跟美国的差距，人均收入差距达到10%的，全世界只有28个经济体，那么其他的180多个国家，他基本上都是陷入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低收入陷阱，不能成为理由，这个差距来发展前进。那怎样用这个差距来发展经济呢，这当然政策需要理论指导，关键问题是现在没有现成的理论来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来挖掘他的潜力，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他必然的存在着产业上的落后、技术上面的落后、体制上面的落后。我们没有看到说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它产业是先进的，它的制度是先进的，从来没有看到。所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像中国这样的，存在产业上面的问题，存在体制上面的问题，存在各位今天在做演讲的时候提到的不信任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的问题。

研究经济发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现代经济学中一个很主要的课题，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原来的殖民地国家独立了，要发展他们的经济。那么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在现代经济学当中一个分支叫发展经济学。研究怎样帮助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那么这个理论，根据我自己的研究，有两波理论，第一波是四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当时看到的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么先进的产业，所以当时比较热的是必须用政府的力量来发展先进的产业，而结果是用意非常好，但效果不太好。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早期有投资拉动下经济发展很快，到了80年代末，发展理论就有了转变，其实是说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落后，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因此80年代以后推手滑向了体制。根据一些研究，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们平均增长力比60年代、70年代还低，而且发生危机的次数、频率比60年代、70年代还高。因此有人就把这二十年称为是发展中国家迷失的二十年。前面讲发展中国家必然有实体经济方面的落后，也有体制上面的落后。怎样克服这些，现有的理论没有这种答案。包括我们前面讲，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变成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然后变成发达经济体，非常少，并不是没有。然后我们看看那些真正成功的经济体，东亚经济体，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日本，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所采取的政策，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因为当时的主流理论是认为应该尽可能在国内发展先进的产业，而他们是出口导向。都是从不起眼的那些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制鞋业、简单加工业开始，从当时理论来看他们完全是错误的政策，但是他们成功了。到80年代经济改革，我想在座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也不少，当然我们的计划体制政府干预太多，效益跟市场经济尤其跟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较起来，我们是比较落伍的。然后进行改革，当时进行改革是华盛顿共识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把所有体制上的毛病一次性消除。在80年代90年代没有非常被学界接受的理论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而最糟糕的经济是像中国这样采取双轨制的经济。而我们认为最糟的经济体制当然还有很多问题，不仅是因为共产党领导，实际上像越南，像柬埔寨，而且不仅是像社会主义国家有共产党领导。其实从7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转型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家不太注意的例子像毛里求斯，它是一个现代民主的多党的政治体制，而且像毛里求斯70年代的时候就有50万人口，远离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市场。因此当时学界有人认为毛里求斯是一点西方的经济都没有。70年代它进行改革，改革取得了成功，看它成功背后的因素跟中国完全一样，可以称为是双轨制的经济。开放新的国民比较优势，像东莞和江浙一带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在当时，这认为是一个最错误的做法。

所以我想这次说，一个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不能够不去了解我们发展中国家，二方面，当然面临有很大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现成的经验，没有现成的理论。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一直在讲，我们必须回到亚当斯密，学界必须回到亚当斯密，但是当我说回到亚当斯密的时候，不是回到国富论。国富论的时候我讲的一只看不见的手，让市场经济来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的。所谓国富论其实是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必须对财富的性质跟原因进行研究。在国富论的时候，亚当斯密特别强调看不见的手，特别强调市场竞争。那是有原因的。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的时候是1776年，他花了19年写国富论，所以他开始写国富论的时候是1757年，这是什么含义呢？工业革命导致现在技术快速创新，产业快速升级，在亚当斯密的时候他根本没看到，因此他整个国富论假定说，产业跟技术是不变，在产业跟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怎样进行资源的最优配置？那当然是市场的竞争是最优配置。他讲的是对的。到今天也是对的。问题是造成现在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发达国家能够守卫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更重要的是靠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资源不断从传统产业部门配置到新的产业部门，这个过程亚当斯密是没看到的。这个过程本身，要说没有政府部门的参与，就各国在升级转型过程中，很多企业自己解决不了的。不管是基础设施，不管是金融体制，保护环境这些问题的话，那么靠市场自发的力量，是不行的。要不是产业升级，要进行技术转型。所以，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政府的参与是很重要的。市场很重要，政府很重要，还不够，应该所谓过犹不及。今天早上邓锋在讲的时候，有讲给企业发展创新创造很多政策，因此怎样是适中的，这是需要理论创新的，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欧美同学会从成立到现在，马上就是一百年，我们怀念一下这些创会的先辈们，蔡元培、顾维钧、詹天佑、王振等等，我想他们都是维护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的以天下为己任，而当时中国从一个天朝大国短短的一个世纪不到的时间变成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而且国力还在不断下降，因为在十八世纪以前，我们和西方没有多大的差异，但是到1913年，欧美同学会成立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资料，我们的人均收入只剩下英国的7%左右，美国的6%左右，而且还在继续下滑，所以当时怎么样救亡图强是欧美同学会成立的很主要的宗旨，不止欧美同学会，我所在的北京大学1898年成立，同样的一个目的，6年以后1919年五四运动，同样的目的，可是因为中国突然从天朝大国变成一个落后的国家，怎样中国重新富强起来，这个问题当时没有现成的答案，发达国家有一套体制有一套理论，我们拿来，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是不管是中国自己的实践，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一再证明，简单地拿进来是不够的，借鉴作为激励我们的一个动力，是需要的，但是照搬从我们前面讲的，从我们前面讲的发展经济学两波理论，应该说利用是好的，但是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他是有心帮助发展中国家，照搬的结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一直就非常需要我们自己进行探索和创新，也就是我们从改革开放总结的那几句话，虽然是几句口号，但是我觉得有很强的哲学内涵在里面，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中国的现况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以后还要再去想究竟是不是对的，只有这样才不是教条，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

所以我今天听到陈启宗先生讲他最大的梦是什么，他最大的中国梦是中国人不再做美国梦，我们中国人当然要有梦想，但中国人的梦想必须建立在中国的现实上，这就是探索，这就是创新，这个探索和创新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不能照搬，必须了解我们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机遇又是什么，克服困难，抓住机遇，一步一步的前进，如果我们真能像其他东亚经济体，在美国21%的基础之上实现了20年的8%的发展，到2030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粗算很可能是按照现在的购买力计算的二万五千美元的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人均收入超过一万两千美元就算发达国家，刚才讲如果我们把这8%的潜力挖掘出来，再维持到20年到2030年，那么从鸦片战争以后，我常讲我们是第六代知识分子，因为第一代是鸦片战争的时候是当时主政的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他们希望中国富强，他们都失败了，第二代是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看到中国体制的落后，所以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当然清朝是推翻了，民国是建立了，但中国还没有强起来，第三代应该就是成立欧美同学会这批先辈们，以及五四运动当时的那些先辈们，他们看到中国不仅是实体经济的落后，在制度层面的落后，也是在思想精神的落后，提出德先生、赛先生，当然这些目标都很崇高，我们必须努力去追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三代到第四代革民战争一代，第五代49年后进入大学的那一代，第六代就是79年进入大学这一代，我们发现，只有在最后这三十多年，我们终于开始了解，必须站立在中国的现实上面，解放思想，什么叫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要解放过去理论对我们的影响，以及西方现有理论对我们的影响，然后实事求是进行理论的重复，重复的理论可能是和过去的理论是一样的，也可能是和西方的理论是一样的，也可能是完全新的理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掌握未来20年发展的机遇，真正实现我们六代知识分子所希望的中华民族的富强，而且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8%的增长速度达到，到203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二万五千美元，但是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应该是思想上面的、理论上面的、文化上面的综合的，前面我也提到了世界上有两百多个国家，但是二战后只有28个国家能够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到10%，而这28个国家中仅有12个不是欧洲国家，不是石油输出的中东资源类的小国，只有12个非常少，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在低收入线上以及中等收入线上，如果我们能够进行自己的理论创新，总结中国的经验以开放的心胸可以接纳别人的，但是不是照搬的不是被殖民的，那么发展出来的理论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不仅是这样子，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怎样解决他们发展的问题、转型的问题以及2008年以后的金融危机走不出去的发达国家肯定都是有帮助的，如果实现这样的，才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的这个系列活动当中，我唯一的目标跟大家一起勉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