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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涓如】：下面是互动环节，希望大家踊跃发言。这次也请了很多业界人士，我相信在业界人士的讨论下，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应该是非常热烈的。 【提问1：】：我是软通动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陈珏，我在软通IT这一部门工作。听到刘教授讲了一个趋势，我们想到讲的几乎都是与医院有关系，但是WHO曾经有一个说法：一个人一生之中跟医院真正打交道的大概是一生之中时间的3-5%，几乎都是最后3年，打完交道也就不大出得来了。那我们先想想95%，我们的医院将来的趋势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刘远立】：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从事的职业叫公共卫生服务，我们跟医学院有很大不同。医学院它关心的是个体，是人得了病以后怎么办，我们更多关心的是人群预防，我们怎么样保证我们的健康能够维持和促进。所以刚才陈珏的这个问题是我这个专业里恰恰要解决的。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公共卫生领域现在正在面临第三次革命的挑战，卫生领域第二次革命是传染病，基本上通过疫苗等手段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当然，我们国家是传染病和非传染病双重挑战，因为随着我们人口流动加大、生活方式接触密度加大等等，我们新发传染病难以避免，因为病毒细菌它也在演化。我们有一些多重耐药性的结核病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所以传染病这个问题仍然严重，那我今天把这个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放在一边先不说，我要说的是现在影响中国人民群众最重要的是慢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80%以上的死亡是由这个造成的，包括心血管、肿瘤等等。 慢性病和非传染病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它的发病原因比较复杂，一旦得了病以后病程会比较长一点，病人的痛苦比较大，治疗起来也很麻烦，成本也非常昂贵。但是我们公共卫生现在有非常明确和非常有效的预防措施，因为什么？大量的慢性病与我们人的行为是有关的，与我们吃什么，我们要不要经常的运动等等，这就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确实有我们天生的一些劣势，最近有一些学者研究我们有饥饿基因，就是我们祖辈们的生存能力很强，经历了大饥荒都能存活下来，使得我们人体代谢功能很强，就是我们能够把吃的东西里面的营养成份迅速的吸取。这本来是个好事，那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吃得东西太多了，那我们这个优势就变成了劣势，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得糖尿病，得这些慢性疾病，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这些没有发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个老百姓所生活的环境、生活方式能够发生健康的变化，这是一个最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不光是我们专业人员要做，政府也要倡导，最重要的是我们民间，是我们个人。当然，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最知名的专家，也是实践的践行者，是我们的韩小红董事长，她也可以做补充。 我曾经在200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构建全民健康社会》，我认为构建全民健康社会有三大要素或者有三大支柱：第一个是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体系，这是我们医改要做的，就是人生了病还是要有一群人帮助他的。而且我要修正一下刚才陈珏的提问，不是3%的时间在医院里面就不重要了，因为有些小伤小病如果不及时的科学的诊治也可以拖成大病。第二个重要的支柱是蓬勃发展的健康产业，我们要提供维护健康、修复健康新的技术和新的办法。第三个是广泛普及的全民健康文化，就是让我们联合生产者每一个人都参与这个健康活动。这就是三大支柱。 这个理念我们提出来以后，我们一直想找一个地方怎么样把理念变成现实。在汶川重建的过程中，它的县委书记、县长我们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在潜移默化当中也被我们洗了脑。我们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健康城市”这个运动，世界卫生组织也有“世界健康城市联盟”，国际上也有一整套“健康城市标准”。就是你怎么能称你这个城市是健康城市，它有一系列的标准，我们国家也有卫生城市的标准，但是世界上还没有明确“健康农村标准”，也没有“健康农村联盟”，也没有“健康农村运动”，那我认为这个现象将由汶川来改变。为什么我会有信心这么说？因为我们刚刚接到了国务院标准委员会给我们的任务，我将在汶川创建一套“全民健康县示范标准”，就是今后怎么样叫做“全民健康县”这个标准将由我们花一年左右的确时间在汶川摸索出来。明年的10月份将是一个验收会，我希望大家关注这个事，有机会到汶川来看。当然，汶川是很特殊，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厚爱，他们的政府也想打造一个新的汶川，不仅仅是表面繁荣的汶川，更是一个健康的汶川，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帮助它制定一套标准，让每个县都可以根据这个标准学习。 【牛铁航】：谢谢刘教授，下面请韩小红介绍一下慈铭在中国做的健康事业。 【韩小红】：刘教授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家，他不仅在理论上非常前瞻，而且做了很多实操性和实际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国境内，跟着政府开展很多研究和实际的考察。 今天听了刘老师的演讲我也受到很多启发，刘教授的四个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而且非常具有应用的价值。第三个观点我是第一次听到，医疗体系的协同化。因为其实在我整个这么多年操盘当中我有很多困惑，我自己也是医生出身，我自己读医学读了11年，当医生8年，自己现在带领团队在做医疗健康产业的工作，做了10年。我现在看到的医疗机构是因为特别的专业化，大家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但是协同效应越来越低，所以导致疾病出现刚才说的那种问题。 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刚才刘教授说国外大的医疗机构在互相整合，因为我现在面对人们现在出现的这种问题，我在自己践行着医疗产业发展当中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叫“私人医生服务”，我们叫“团队私人医生服务”，我前十年是做体检，未来十年我就想做这项工作。为什么出现“团队私人医生服务”？就是因为现在的医疗专业性太强，我们每一个人发生的问题是不能靠一个医生来解决的，所以我们现在为我们的客户量身订做私人医生团队服务。也就是说第一个是你有私人医生、私人医生助理和你对接，同时在你的第二个梯队有私人医生团队，第三个梯队是医院的团队，第四个梯队是国际医疗团队，来围绕一个客户进行服务。其实我对我自己打造的这个商业模式很有信心的，而且已经推向市场了。 那我想问的是，这种商业模式在目前中国包括国际上出现的问题下是可以生存下来，刚才刘教授提到国际上医疗机构在整合，它们整合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医疗机构和医疗机构整合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医生和医生之间的界线导致知识的不沟通，我们用团队来解决，但是刚才说的机构整合的动机我想跟教授请教一下。中国现在没有出现大的医疗机构进行互相的整合，每一个机构都有很强势的力量和很多的客户，所以它们不需要这种力量去互相机构的整合吗？ 【刘远立】：韩总说的很对，中国的公立医院，尤其是大的公立医院，大家随时去协和都可以看到门庭若市，它没有大的竞争压力。在美国首先它是自由的市场竞争的体制，再一个，美国大部分的医院都是300-500张床，中国现在是巨型的医院。 【韩小红】：1000张床位都不算是大医院。 【刘远立】：所以你刚才问我他们为什么有合并整合的这种需要和需求。首先是生存的压力，因为它们单独的竞争，现在美国经济又不景气。因为我们知道，医疗卫生体系是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个领域，受宏观经济影响非常大。第二个，美国为什么要搞医改？主要是它财政的负担非常大，美国中央财政的25%左右是花在了医疗卫生行业，就是给社会医疗保险开支，而且它老年人医疗保险随着老龄化、技术复杂化等等，未来还会出现增长，所以现在它控制费用。它的控制费用是控制费用上涨速度，那一降的话这些医院就面临着竞争的压力，因此他们想整合起来。第一个是成本控制，规模效益，大家成了一个集团以后不必每人再搞一个IT的团队，每人再搞一个法律的团队，每人再搞一个财务的团队，这样可以减少人力成本，这是内部整合的效率。第三很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集团以后，它跟保险公司谈判的地位就增强了，它可以拿到一个好的价格，它就不至于成为一个牺牲品，成为一个弱势群体。 【韩小红】：那我换个角度理解，就是美国现在医疗市场的饱和度很高吗？ 【刘远立】：美国大的城市里面有资源过盛和医生过盛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协和基本成为一个留美预科班，很多优秀的学生到美国去考执照，想在美国行医，大的城市很难找，一些边远的地方才能找到一份适合的工作。 【韩小红】：那我再说一下第四点，政府和市场的合作化。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在不断推进，我们是完全做市场化的一家公司，我们非常希望政府能够站出来，既然有政府和市场合作的观念，中国政府现在也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民营医疗机构是整个公立医院良好的补充。您和中国政府接触得比较多，这种理论研究也比较多，虽然我们在市场是一家很有影响力的公司，但是这个层面我们很少有话语权。我非常希望刘教授告诉我的是什么阶段能够真正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作化？在什么阶段能够有实质性的推动？未来5-10年哪个阶段能够让我们这些市场化的公司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刘远立】：我们正在跨入一个新的时代，我说这个合作化确实是有所指的。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卫生体系，我经常对我带的研究生说，我们不仅仅要用描述性的办法，还要问为什么，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释政府以及其他团体的行为。第一，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走福利国家的道路，这一条认识非常清楚。第二，在服务提供这个领域也不能让我们公立医院一统天下，应该鼓励多元办医，这个也没问题，因为我们需求层次差别比较大，而且我们中产以上比较富裕的人追求舒适环境、便捷服务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而且新的鼓励多元办医的政策也出台了。 【牛铁航】：非常感谢刘教授精彩的回答。下面请出参加我们今天会议的重量级嘉宾，他不是医药界的，他说他来这是因为中国的投资领域里面要包括卫生领域，第二是他本人对健康问题非常感兴趣，所以现在请高总给我们讲两句。 【高西庆】：我对医疗卫生健康非常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是投资领域，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的兴趣，我在杜克大学做过校管，杜克大学的校管会要求每一个校管都参加两个领域，那么我本人是学法学的，我参加医学院好几年了，但是我从来听不懂它说什么。因为像这样杜克大学这样的学校，他们专业非常强。 我有非常重的一个纠结，一方面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因为政府总是资源分配，总是希望搞得能够赚钱，另一方面是个人的，我自己对公益事业非常感兴趣。现在的整个趋势不管中国还是外国都有问题，就是医疗资源分配极大的倾斜于有钱的地方，倾斜于有权的地方，实际上到稍微二线的城市不是这样的，这点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不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类是否能够继续往前走，是否能够平稳的发展，是否能够使得一小部分有钱人也能够过得很舒服。 我们自己这一代人都是经过了很多动乱的年代，而且刚才说饥饿基因，我的两个孩子从来吃饭都是抢着吃，看到肉，眼就放光要站起来吃，我说这是饥饿基因，可能你会问他有什么饥饿基因，其实这是我的饥饿基因。因为我成长过程中大概有过最少七八年饥饿的时间，基本上每一顿饭都有饥饿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谈健康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事情。 我对这个感兴趣，我非常希望的是政府市场的合作化。最终政府的作用在哪里？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没有到那个程度，比起很多政府来说还差得远。因为我在杜克大学也看到了，杜克大学是个私立学校，但是杜克大学能够交单子的最后把所有钱付进去的最多不到50%，其余的人都是要么就拖，要么就不交。我们现在医院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没钱就不救。 每次我看到报纸上或者微博上讲到“某某人、某某孩子有什么样的病，然后父母带到医院去，最后没有办法又背出来”，我觉得我心理非常不舒服，因为政府做的事情太少了。所以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要去看如何平衡这个问题，因为说起医疗是为了人的健康，但是这个健康不是一般的生理状态，它还有精神状态。 【刘远立】：高总的话让我感触良多，其实在这个领域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两个主要经历。从1994-2001年，我做了中国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保健长达7年的研究干预实验，包括114个贫困县的调查，和8个省10个贫困县农村合作医疗的试点。应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中国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的研究和推动几乎是在做一个意向，因为中国政府那个时候还顾不到这块，发展是硬道理。 而且我在哈佛那一段时间是担任中国项目的主要的负责人，跟中国的九个医科大学合作研究这块。我们1997-2000年的3年试点本来是想告诉政府这不是个无底洞，我们可以建立社区保险的机制来帮助解决“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小病养，重病扛，大病等着见阎王”，这样一种当时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后来一场非典让我们的政府清醒了，就是如果不把人的基本的健康保障、公共卫生搞好，对我们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现在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现在我们中国人有多少人有基本的医疗保险？96%，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农村实施新农合以后基本的医疗保障已经不存在问题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弱势群体的问题就解决了？还没有。 政府不是没有拿出钱来替穷人和医疗解决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这个工作没有做细。为什么？我们现在大部分地区医疗救助是怎么做？你是低保，你生活又有困难，我就替你参加新农合，我替你参加城市的居民保险。而我们现在新农合和城市基本的保险是基本保险，它以保大为主，可是对我们的穷人小伤小病都没有办法掏得起这个钱。 2001年、2003年，我参加“中国首次城市医疗救助”的试点，在沈阳、成都、西宁、银川，我是国际专家组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在试点的过程就提出来“二次救助”这么个理念。为什么？医疗救助应该是救穷，还有一个是救急，可是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把钱收上来了，然后按比例报销，你先自己垫付，付完了以后根据资格再申请，我再给你报销。可是我们知道，人在紧急的情况下去医院的时候生命有危机，他可能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他交不起住院的押金，那你救还是不救？我们很多地方到今天为止这个急救医疗保障还没有解决。所以我最近想给高层领导送一个报告，就是想呼吁和解决急救医疗保障。 在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市场化主导的一个国家，政府的责任还非常重要。我可以告诉大家，美国政府它很多的都不管的，都是市场化的。但是它通过的第一个《医疗保健法》是1965年，就是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残疾人、为穷人提供医疗保障。所以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开始不是为富人、为有权人、为有钱人来提供保障，它就是为弱势群体。一个最自由、市场化最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弱势群体，我们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国家更应该这样。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应该有高度的共鸣，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用各种各样的渠道和机会来影响我们的政府更多的来关注这个弱势群体。 【牛铁航】：谢谢刘教授，我们中美两国的卫生体制确实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医疗保险、社保很多地方，政府的决策本意上讲应该是公平的，但是实际上在操作和运作的过程中间很多地方不是这样的。 【提问2：】：我是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合伙人，听到各位的讲坛我非常有启发和感触，因为研究这个行业已经很多年了，包括在美国也做了一些关于医疗改革方面的合作项目，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是整个医疗支出这一块，您说按理论学达到36%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拐点，这时候非医疗支出会受到损害。但且不说美国从八十年代到今天，从12%到20%，其实中国政府在这一块也是引以为戒的，我们看到过去30年当中中国的支出是3%点几到5%-6%，我们在公司内部预测是6%-7%。其实我对这6%-7%又打鼓，为什么这么说？刚才您谈到中国医疗保险96%了，这边大部分是由个人、社会和政府共同支付的，虽然说是全民保险，但是农村的保险是很基本的，国家今年才提到300块钱的投保水平，比起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是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听到在上海的医保已经出现透支。所以我的担心是中国这块要把医疗投资提高到7%-8%，谁来掏这个钱？如果希望把政府投入加到超过今天，到20%，到30%，到40%，到50%的话，政府的钱是否出得来？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医疗集团的整合，刚才您谈到这里边一体化和松散的集团，可能松散的集团是效果最好的。这是个矛盾的问题，这个矛盾目前对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包括中投，包括很多PE界同行在这里面看的时候，也都是希望走集团的方式寻找出路。但是这个方式对投资方来说是一个思路，但是对于公共医疗卫生系统来说是不是一个出路？ 【刘远立】：我非常高兴看到我刚才第一个大的趋势引起了火花，我每一个大的趋势实际上都有针对性，因为现在对于医疗费用上涨这个趋势人们产生的反映是不太一样的，一种反映是“狼来了”，中国医疗费用现在上涨速度这么快，今后谁来承担。我要说的是针对比较普遍的、主流的带有一定偏见的情绪化的反映分析，有些费用上涨避免不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判断是我们政府能够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还有相当的空间。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一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要减少浪费，要考虑可持续发展。 很巧合的，今天早上我来这之前是在中国的保监会跟项俊波主席有一个课题，因为最近要由项主席牵头研究商业医疗保险如何参与医改这么一个课题，他邀请我担任课题组的专家。今后医疗费用绝对是不能让个人起主要承担的责任，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医疗成本的社会分摊，那么这个分摊有政府、有企业、有个人，应该是合力的，个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是毫无疑问的。今后我们认为商业医疗保险对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应该可能成为一个主要的补充保险的手段。另外，这一块在功能上，包括理赔等等，还有支付制度改革这一块还有相当的空间。所以总的来讲：第一，我认为在医疗保障这一块我们中国政府还是有限责任制的，还是非常小心的，我认为有一定的成长空间。第二，还要靠商业医疗保险和其他的补充保险，也包括我们有支付能力个人责任的承担，有这几个方面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第二个是公立医院改革，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中国的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名义上的公立医院，就是国家确确实实把它办起来了，但是基本上我们政府财政给它的拨款占它的支出10%以下，有的地方只有7%，所以就逼着我们的公立医院不得不去向市场去要资源，靠服务收费为它的职工发工资。有些地方的公立医院政府的拨款连它退休人员一半的工资还付不出来，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可能今后公立改革首先一条是公立医院和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总的目标是叫做强调公立医院的公益性，那么这里就有两个接下来的操作问题：什么叫公益性？怎么测量？ 我现在正在指导一个博士生，他就是要研究公立医院的绩效评价体系，因为你有了目标必须要有指标体系，没有指标体系就没有办法测量我的改革措施是不是成功、是不是有效。我要讲的是谁为公立性买单，政府如果不提供足够的资金的支持，那谁来为这个弱势群体来买单，是让我们公立医院的医生来承担吗？所以筹资问题可能是下一步很重要的领域。第二个是功能的定位，今后我们的公立医院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面向大众为主，如何界定让民营医院提供高端的医疗服务、特需服务，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回答，所以现在我们公立医院还处于试点阶段。有一些试点我去了，全国有17个试点，可能在五大改革里面公立医院改革是最难的。 我认为今后公立医院的改革离不开三个问题：一定要找到答案：一个是我刚才讲的定位的问题，公立医院如何定位，空间要留给民营医院去做。第二个是定了位以后我们财政这个钱从哪来，如何支付。第三个是治理结构，在美国非盈利性的民营医院、社区医院，它的政府法规要求理事会必须一半以上的成员要来自于社区。现在我们的公立医院基本上是行政管理的部分，甚至还有组织，还有人事等等这些，公立医院其实自主权并不是很大，今后治理结构怎么变化是第三块我们要解决的。 【提问2：】：那您认为集团医院在中国来说会成为一个方向吗？ 【刘远立】：现在有很多地方有集团化的倾向，但是中国的集团化比如说上海华山底下的分院，这些都在做。但中国基本上它的集团化有属地原则，上海的医院主要是在上海，北京的医院就是在北京，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政策上允许鼓励跨区域的连锁店、全国型的公立医院集团的出现。但是有一个政策比较明确，就是我说的政府和市场的合作化，政府现在基本明确不要办院中院，就是我公立医院以非盈利基本医疗公益性为主，自己再设一个盈利的、高端的医疗中心。现在不鼓励，但是也没有采取像扫黄打黑一样强有力的行动来禁止，但是政策上基本上是限制公立医院无序的扩张，给民营医院留出一定的空间，这是政策，但是政策与现实还有相当的距离。 【提问1：】：韩总，私立医院集团化带来的规模效益到底有多大？ 【韩小红】：现在政策不支持，因为从制造的设立到机构名称的设立完全没有任何政策的扶持，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本身是在突破寻找市场机会。现在公立医院在做的是社区一级、二级、三级对接，从市场经济来走都是市场化集团在做，但是现在政策完全是自己摸着走。 【提问2：】：在摸着走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当时也看到国际的一些案例，包括在德国，包括在美国，发现对医疗机构来说区域化方面规模效益会更体现一些。 【韩小红】：因为医院是专家依赖型的，所以医院的管理是很难控制住。我们为什么可以做集团化？因为我是靠体检的系统来控制整个流程，不是靠医生的依赖。我刚才讲的私人医生模式也是依赖于整个系统的，是医生团队，如果你把整个管理体系变成医生的依赖，就是现在目前的体系很难发展状态做规模化，医院越做规模化风险越大。 【提问3：】：我在美国也搞了很多年医疗方面的，所以有一些很着重数据方面的问题和跟中国的问题，因为我也跟私人医疗集团合作，所以我也知道一些比较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美国其实有很多人医院不愿意接收，然后扔在街头上，这也是很严重度的问题。中、美两个国家有不同的制度，所以有一些东西美国有、中国没有，有一些东西中国有、美国没有。因为你讲中国整个医疗制度是不行，所以我感觉有点纳闷。 第二个问题，我还没听到你的最希望，比如2020年中国的医改想达到什么东西，你说大的联合体，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可不可以讲得明白一点？因为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谢谢！ 【刘远立】：在很多公开场合我对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优点和我们医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讲得非常多，尤其医改不光是新医改这三年，包括非典以来的中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是巨大的，包括加强农村的基层的硬件设施。在过去的六年当中，我每年冬天都要带哈佛的研究生来中国考察，我们所到之处他们都感到非常兴奋，到处的县医院、乡镇卫生院都在翻修，这是中国政府取得的巨大投入，我们也把这种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不断给世界宣讲，尤其是去年的哈佛中美健康峰会上，全民免费医疗的倡导者郭宝成书记也到哈佛的讲台讲中国的故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场合更多注意到我们还仍然存在的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呢？这样我们就知道哪些还比较有挑战，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帮助改善和完善，这也是我自己很愿意献计献策、身体力行、建设性的做贡献的一个初衷所在。我指出问题绝不不是谩骂，我指出问题是为了帮助做得更好。 美国毫无疑问有很多问题，我甚至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中国看病和美国比既不贵也不难，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要约一个医生看一个普通的门诊，上个月我来之前给医生打电话，我说我咳嗽，我要跟你见一面，我的保健医生，一个月之前约的了，一个半月以后才过来。而在中国我们老百姓会同意吗？今天感觉不舒服就去协和医院排长队。我是在这里等一个月，他可能在那里要等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当然觉得很难。我是举的这么一个例子，其实美国有很多问题。你说的见死不救美国也有，但是美国有一个法律规定，就是任何医院碰到危及生命的情况不得拒收，必须抢救，不然就是违法行为。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仍然是有法不依，但是我们国家的问题是无法可依，所以我希望能够呼吁的是尽快能够出台《急救医疗保障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急救医疗在中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而不是说美国做得多么好。 【提问4：】：您刚刚讲到美国医生已经开始过盛，那么这个情形是不是他们对慢性病、胃病、体检方面的重视也发挥了作用？我们怎么样把这种情况到中国，在医改方面更重视慢病体检这方面的功能？也让我们医院的压力减小。 【刘远立】：恐怕不能做这种表面上关联的结论，我认为美国医生过盛主要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是全世界最收入的一个群体，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人要往医学院拥挤，所以供应的拉动、收入高的这个经济的刺激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不是美国的预防保健做得多么好，其实在这方面美国做得并不是太好。而我们国家在公共卫生，现在医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提供11项、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给65以上老人免费体检，给妇女免费住院分娩、预防接种等等，这些中国正在得到进一步恢复和加强，那么这两个国家其实可以互相借鉴。美国在促进卫生保健、预防这一块从政府的角度抓得并不是太多，但是它民间的文化还是很强，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健身等等这些文化。 【牛铁航】：今天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收益，包括肚子里面的收益。刘教授给我们开了这个题，今后各自在各个领域航行的，还有今后午餐会的形式还要再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全球化》杂志也会更深层的参与和接触，邀请更多的专家学者到这来。还有就是今天有一个缺憾，就是代表医学界政府的几个局长没有到，今后我们要注意增加几个层面：政府、学界、商界，互相的交流。今天就到此结束。 【赵涓如】：我最后感谢大家的光临。CCG月度午餐会上个月谈得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包括国家权力、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接下来在未来5个月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话题呢？最好是政府方面有相关的两三个领导能够出席，和大家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么在座的听众可能会从不同的渠道获得一些不同的信息。 另外，CCG的通讯是每半个月有一个电子版的电子刊物，我们每一期的活动会通过电子刊物发给大家，是文章配图片。 6月30号有一个活动是“我和我的三十年”，纪念77、78两届大学生毕业三十年。本次活动共邀请50位嘉宾，中山大学、济南大学、河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党委书记或校长已确定出席。 这个活动《南方都市报》将会有11个版面的报道，他们会选择10位在不同业界的领军人物进行报道“我和我的三十年”。到时候我们也会通过CCG通讯的电子版刊物发给大家。 再一次感谢大家对于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活动的关注，希望我们下一次再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