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国资委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执行会长刘延宁

刘延宁：
    非常荣幸，在座的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一流，甚至是国际型的人才，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目前国内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最近这几年大家在各种传媒里都能够看到，人们对“到底国家有钱、政府有钱还是老百姓有钱”有一些在议论或者争论。实际上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即使是国家有钱，政府有钱，老百姓也同时有钱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的最后目标呢？

    在前一段时间，某些领域我们就提出了要及时汲取犹太民族在中世纪欧洲的历史教训，当时他们不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那些专门放高利贷的富商们，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浙商或者是温商的群体的社会行为差不多。犹太民族在中世纪的欧洲成为了最富有的民族之后，他们忽然发现他们并没有受到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的尊敬，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开始对经过了380多年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工业社会、工业经济乃至工业文明整个历史以及他们本民族进行反思，在20世纪犹太人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仅仅有钱，并不会受到别的国家和别的民族的尊敬。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正在面临着国际上用第二经济强国的舆论来捧杀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

    什么意思呢？我们获得的是什么？从民强到民富再到民雅，我们可能还要走一段路。在国内有一些愤青或者草根这样说的，你为什么不先提民主，而是先提民雅呢？我们讲民主是他律，民雅是自律，如果一个没有民雅作为前提的民主，一定是无政府主义，社会动乱阶级，比如说像去年的英国伦敦的社会动乱等等。

    第二，在发展国策方面，从过去单一的工业强国、工业强省、工业强市、工业强县与非工业强国并举，也就是现在我们提出来，邓小平总书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批示叫做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同样道理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组成的行业和产业应该是第二生产力。很可惜我们20多年以来，很多人认为其不是生产力。在2007年9月22号以及去年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什么意思？要软硬实力并举。实际上文化这两个字不仅仅只是文化部的那些文化形式和艺术形式，现在更多的是包括了科技文化、外交文化、体育文化、教育文化、法律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社会文化等等。这个广义的生产力的概念，它的核心指的就是一个国家软实力，而不仅仅是国家文化软实力7个字。

    第三，从过去单一的制造业大国向研发业大国转变的问题。还有说从以上三个并举然后逐渐去改善改变我们国家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困境的问题。还有一个第四点非常重要，就是21世纪中华文明也能够成为全人类普世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过去我们讲普世价值，以为只是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既然是全人类的，它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的专利，我们讲21世纪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应该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果，也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是整体辩证平衡，也要成为全人类普世价值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后来我就讲西方文明强调的是批判性思维，它认为只有批判性思维才能产生创造和创新。那么中华文明强调是建设性思维，当我们用建设性思维改变社会现实和社会进步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可以提出可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比如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去年1月份的茉莉花行动，他们聚集在一些场合，要说党和国家政府这不好那不好。我们政府就说如果你们要认为不好，希望你们提出来可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些年轻人提不出来，只能去谩骂。后来我一直在讲，我们有专业，有学术，有知识，有技术，有能力，懂经济，懂文化，懂学术等等，我们实际上是重在提出可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不能像老百姓那样子，只会去埋怨什么。所以我们要强调如何将批判性思维和建设性思维综合归纳起来，然后我们更重要的是提出可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而不仅仅只停留在理念的层面上。

    第二部分是优势局限性可转化因素。第一，主要是讲党和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第二，主要是我们中心提出了大量卓有成效建言献策的报告；第三，我们这个群体具有充分够用的聪明才智，我就觉得在我们中国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际，我们发展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从过去仅仅只是经济发展到现在软硬实力并举过程中，我们这个研究中心怎么提出来适合我们国情，适合整个国际的发展趋势可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从过去单一的制造业大国怎么样转变成研发大国，我们现在国家缺乏国家队，什么意思呢？倒不是国家去养活研究院、研究所和设计院就有国家队了，从前年我们国家提出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我们缺乏国家队了，我们应该怎么办？不仅仅是世界的华人、华裔、华侨里头的一些专家学者，国际型的一些职业高手和人才，我们怎么能够使非华裔的专家学者也能够参与我们中国的建设，我们不仅是要走出去，还要走进来，走进来不仅是华裔。

    我们不论是在国内一些企业机构还是在外企，我们大家都看到，我们现在国内出现了一些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严重的社会现象以及大小贪官的问题，老百姓看了以后不能解决，只能骂，而我们作为有能力、有学术、有知识或者有业绩的一些人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这么讲的，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有一个叫七个逻辑第八句话的问题。闪光的并不全是金子，同而道理，我们现在国内新出现的一些文化现象、新的社会现象乃至于新的生活方式也并不全是有利于人类良性发展的，因为其中有一部分国外十几年前乃至于几十年前的文化垃圾是需要我们及时识别、鉴别、判断选择乃至于摒弃的。很多人就认为当年邓小平总书记提出改革开放，他会不会预料到34年之后那些利弊都进来的状况呢？我说他一定考虑到了，面对着现在利弊各有，我们决策的依据就是两难之中取其轻，两利之间取其重。我们要学会选择，再一个充分利用我们群体的聪明智慧，使得我们党和国家政府能够接受我们的可行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来逐步优化我们社会进步的整个进程和结构布局的问题。

    现存的问题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人才强国和建国整个过程中，我给大家讲三个问题。第一是三门干部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在强调文官制度，怎么学习国外的文官制度来强化我们整个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准的问题，发现什么呢？在我们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省一级的机关里头，我们30多岁的处长、副处长，40多岁的局长、副局长乃至于50多岁的部长、副部长，除了50多岁的部长、副处长对于整个国情、事情、民情比较了解、对工农兵商比较了解之外，我们现在30多岁的处长和40多岁的局长现在超过50%都是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他们对于国情只是从书本上来的。他们对于事情只是局部，而不是全局的观点。比如说懂技术的不一定懂经济，懂经济的不一定懂文化，而懂文化的不一定懂技术等等，只是局部，不会从全局来考虑问题。而民情，他们从来没有下去过，即使是出身农村，他们也是长时间没有下去过，孙子兵法讲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因为我们现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和省级干部30多岁的处长起草政策法规制度规范，40多岁的局长审核这些文件，然后上报给主管工作的50多岁的部长，当从我们最起点的起草就失真的时候，使得我们现在作出的一部分政策法规制度规范等等失真，使得我们地方上的一些干部认为你这不好使，所以才产生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作为从国外学习回来的这一批人才，在我们满腔热情爱国的热忱之下，我们要提出可行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也同时要避免只是知己而不知彼的一些现象出现。

    第二点关于国内出现的社会动乱的事情，几乎源头都是在县以下的村乡镇，这三级政权发生了一些问题。这出现什么问题呢？《二十五史》里有一个人，里头曾经有一个大臣对刘邦讲，你想不想长治久安，那你就需要每年对于最基层、最底层的进行培训，也就是我们讲的培训。但是我们改革开放1978年到现在34年以来，我们对于高级干部、中层干部以及他们的第三梯队非常重视，但是我们对于县以下的干部从来没有培训过。一定要记住，村乡镇的干部是我们政权的基础，当这个基础缺乏培训、缺乏信仰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讲这个问题从前年提出，去年在江西进行试点，我们今年可能是铺开，也要注意不仅是上层，而且在基层，整个要进行知己知彼的培训和干部能力调整的问题。

    我们现在提出需要自上而下由国家政府出面，来整合国内外非华裔包括华裔的高能力专家学者和高水平的工作者来进入我们中国各界，制定一些战略措施。中西文明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西方文明在古往今来整个思维方式强调的是解构与分析，由此产生了他们布局比较完善，学科划分非常细致的科学体系、知识体系、技术体系。而我们中华文明古往今来几千年整个的文明特征强调的是综合与归纳。西方文明不断切分，分类、分析，我们中华文明是综合与归纳，海纳百川，由此产生了二十四节气、孙子兵法。在这个情况下产生了中西文明文化完全不同的教学学习观。西方文明在它的核心口号里头有一句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在西方文明里把知识放在一个中心，其他是客观事物在它的边缘，所以西方教育强调的是学知识没有国别。而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文明史历次朝代对中国的读书人、对中国的文人们要求的是，在小时候读私塾的是要求学做人，到长大赶考科举制度。不管考取还是考不取，回乡服务都要求报国为民是有国别的。我们中华的教育是学做人是有国别的。相对于由此就产生了中西文明文化对于最高人才的不同标准部分，西方文明对于人才最高标准是富有知识的人才。而中华文明对于人才的最高标准是富有智慧的人才，而百智德为先，百德是感恩为先。面对我们国内35岁以下的人们不太会感恩的状况，我们怎么思索？我们怎么样既学到了西方文明的优秀核心，又要保持我们中华文明璀璨的文化，我们怎么去融合，是中和的结果，是并存的结果，是多元文化的结果。

    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在国内，我们到了国内以后，忽然发现怎么我们遇到了一些问题，提了一次两次三次都没有得到重视。中华文明有一句老话叫事不过三，是指坏事不要过三。很可惜我们现在国内很多人们误以为我们做好事做了三次不成功就放弃了，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做好事的概率不是三次，我们知道0.618黄金分割率。在现代管理理念来讲，0.618是一个我们做好事的概率，至少争取7到8次以上，如果我们在座的所有朋友们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我们一定要注意，很多人说我一届5年提了4次都没有采纳，就失去了信心，但是我说7到8次以上。什么意思？如果只有一次会议，我们争取7到8个代表不是说有一份报告复印7到8份，大家7到8个人提同样一个版本的报告，不是。而是什么呢？争取7到8个人从不同的7到8个角度对同一个主题进行不同的阐述，这容易形成中央政治局以及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以及地方的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只争取到了4到5个人，你争取这4到5个代表在会上发言一到两次，这个概率也够了。如果只有一个人提，别人不帮你，至少要提7到8次。有的人说我已经提了十几次，还没有采纳，你要问他，你是不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场合提出了合适的议题，因为古往今来历次朝代都是适者生存，而不是优者生存。什么意思呢？很可惜，我们国内很多人对于适者生存有误区是什么呢？以为适者生存就是被动的去适应周围的环境和条件，我告诉大家不是，适者生存是你看到一个方向，然后你有前瞻性，你提前站到有利位置，时机一来你先者为王，这叫适者生存。

    当我们遇到很多的一些中青年人们面对国内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现象和大小贪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讲所谓生气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第二，所谓的怨恨谩骂消沉颓废是拿社会的不足来惩罚自己。第三，如果我们生气、怨恨、谩骂、消沉、颓废能改变事情的结局，那我们就尽量生气、尽量谩骂、怨恨、消沉、颓废。关键问题是，第四，即使我们生气了一万次，即使我们怨恨谩骂消沉颓废一亿次，也丝毫不能改变任何事情的任何结局。第五也就是说我们生气怨恨谩骂消沉颓废是无效益的，既没有经济效益也没有社会效益，没有文化效益也没有政治效益，连改变我们自己心情的效益都没有，因为我们越骂越生气。第六，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历次朝代的聪明人和正人君子是不做无效益的事情，那我们当代的聪明人和正人君子首先去做的是可行可操作的社会公益事情。第八，相信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各自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强强联合，由此才能显示出我们在座所有朋友们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谢谢大家！